发达国家的启示时间： 2005年06月06日 11:15 作者：谢立中 来源：解放日报 我们今天都在讨论“和谐社会”的议题。其实，如果我们不死抠字眼的话，建立“和谐社会”并不是我们国家单独面临的课题。事实上，考察一下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和谐社会”乃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既有大量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教训可供我们借鉴。温习一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走过的道路，对我们应当会有一定的启示和教益。
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干预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阶段，但我认为称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更为名副其实）。如果以“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看作是社会逐渐走向不和谐的阶段、“和谐社会”的形成阶段以及“和谐社会”的反思和调整阶段。
单纯市场机制不可持续
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大体起自17世纪后期、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即“小政府、大自由”。一方面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社会运作；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每个人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都平等地享有比以往更多的个体自由。人们认为只要政府不去干预经济、社会运作，让个体享有充分自由，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些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整个社会也就能够繁荣。这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这样的社会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和前现代社会相比，个体自主行动的空间发展了，个体的理性能力也能充分发挥，不再受到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外在权威的限制了，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达到前人所不能想象的地步。
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它虽然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同等的去利用这种自由。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差异，人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等条件去获取个人幸福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和地位分配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在缺乏其他调节手段的情况下，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尖锐，并引发一系列其它的负面后果：
第一，引发一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第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繁。19世纪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它们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血的冲突和斗争，如工人起义等。
第三，导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弱势人群中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机。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看不到前途，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精神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自杀率上升的阶段。
面对上述危机，面对社会的高度不和谐，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们都出来进行讨论，试图对它们做出恰当的诊断、开出有效的解决处方，结果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但从整个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上看，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改革与调整，始终是自由主义信条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化程度以及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才认识到必须要改革。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体制改革，结束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干预主义阶段。
活力与和谐难以兼得
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内容，它们实际上成为干预主义时期西方社会的三根支柱。
第一是建立“大政府”。政府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开始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
